根據查爾斯(查爾斯·達爾文)的「判斷」，物種在這世界生存，情感上快樂的時刻必定比痛苦的時刻多，因為假如痛苦的時刻多於快樂的時刻，他們「不會想要繼續繁衍」。
這令我想起日益嚴重的少子化現象。
要是達爾文一路活至二十一世紀，他就能發現更多足以佐證上述理論的證據，但發現這麼多，對他的影響究竟是好還是不好，實在難以用隻字片語來概括說明。
然而，從達爾文寫進自傳裡的肺腑之言，我們仍舊可以觀察到一些蛛絲馬跡 :「如果我的生命能從頭來過，我會規定自己每星期至少花一些時間讀詩和聽音樂。」
以前那個和妻子、家人一起購書讀書的達爾文到哪兒去了呢?是什麼讓一位卓有名氣的科學家變得既空虛又麻木，甚至害怕聆聽韓德爾的<彌賽亞>?我覺得問題不在近親婚配，也不在安妮或科學，而是在他矛盾的心。理智極其懷疑信仰，潛意識卻迫切渴求它，此番無法達成平衡的掙扎，與大腦與基因與遺傳，完全無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