為什麼同樣是在研究人性黑暗面，米爾格蘭實驗遭受許多抨擊，達利與拉丹實驗卻沒事呢?
於是我又回頭複習第二章。書中引用一段德裔美籍政治學者高德哈根(Daniel Jonah Goldhagen)的主張：「米爾格蘭對於大屠殺的解釋，是目前已知最為誤謬的推論，其服從理論並不適用。一般人無時不在反抗可靠威權，政府說這樣，我們就要那樣。即使是生病就醫，一般人儘管認定醫師建議出於善意，但就是會不遵照醫師指示。此外，米爾格蘭的實驗情境中，受試者沒有時間反思自己當下的作為，與實際情況不符。現實世界裡的納粹軍官，白天屠殺犯人，晚上返家陪伴家人。現實世界裡，人有許多機會改變自己的行為，有機會卻不改變，這就不是畏懼權威，而是自由意志的選擇，米爾格蘭的實驗並未說明哪些因素會影響選擇。」
我想，社會心理學者八成是觸動政治學者的民族痛處了吧。
我上網查了一下高德哈根，查到一段頗有意思的文字：「哥德哈根反對德國人在獨裁政權下不得不服從的說法。他認為服從權威並非德國文化傳統（至少在威瑪時期無此文化），而且從史料可看出，沒有人因為拒絕服從殺人命令而真的受到當時政權的處罰。那麼為什麼德國人那麼主動地服從納粹迫害猶太人？並不是因為納粹才催生了反猶暴行，而是德國文化中本來就存在著反猶元素，猶太人甚至是打造德國民族過程中的區別的他者，藉由迫害猶太人才成功地構造了德國認同。」
高德哈根的主張有個非常奇怪的部分，假設他認為人人都有自由選擇行為的能力，那麼德軍當年的大屠殺便是一種自由意志下的產物，而且還是令國家引以為榮的產物(象徵德國認同)，這樣一來，即便如他所言「人有許多機會改變自己」，也阻止不了屠殺的發生，因為舉國都反猶，舉國都「自願」服從，不就證明了德意志民族骨子裡充斥著盲目和愚忠?就像醉漢酒駕被逮還自以為清醒，既然自以為清醒且理智，再多機會擺在眼前，又怎麼會想到要改變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