韓愈版<平淮西碑>和段文昌版<平淮西碑>形式上最大的不同，在於韓愈具體記錄君臣之間的對話，透過文字還原當初唐憲宗決定平亂的動機，以及任務分配。
關於李愬的任務，唐憲宗是這麼說的：「愬，汝帥唐、鄧、隨，各以其兵進戰。」
再回顧一下《舊唐書.李晟傳》這段記載:「愬有籌略，善騎射。元和十一年，用兵討蔡州吳元濟。七月，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戰敗，又命袁滋為帥，滋亦無功。愬抗表自陳，願於軍前自效。宰相李逢吉亦以愬才可用，遂檢校左散騎常侍，兼鄧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充隨、唐、鄧節度使。」
對照《舊唐書.李晟傳》和韓愈版<平淮西碑>的內容，可以發現，任用李愬的功勞，從李逢吉轉移到唐憲宗。
《新唐書.李晟傳》的記載與《舊唐書》大同小異，至於段文昌版<平淮西碑>，則把重點放在描寫出師的重要性，對人事命令的來龍去脈著墨不多。
假設韓愈和新舊唐書敘述的情況均為事實，為什麼後來會發生李商隱所說的「讒之天子言其私」，甚至到了要把韓碑磨除的地步？究竟是誰先批准李愬的人事命令呢？
我猜，相較於其他朝臣，身為當事人之一的李愬應該很清楚整件事的真相。唐憲宗主動指派李愬，和李愬主動請求上陣，意義截然不同，但是在韓愈版<平淮西碑>中，兩人的主被動位置悄悄互換了。
其實李愬處世相當低調，毫無皇親國戚的架子，根據《新唐書.李晟傳》記載，「愬行己儉約。其昆弟賴家勳貴，飾輿馬，矜室廬，唯愬所處乃父時故院，無所增廣。始，晟克京師，市不改肆，愬平蔡，亦如之。功名之奇，近世所未有。」，也因如此，平定淮西之後，李愬在史籍中幾乎沒有什麼聲音，僅出現「不平」二字，直到妻子出面，才替他爭取了些許公平。
平定淮西之亂的難度極高，裴度起初甚至做好一去不返的準備，想必李愬也是。如今大家幸運歸來，李愬的勇氣是不是反而被輕視了呢，或許這就是李愬的妻子最在意的癥結點。